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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电视4月8日北京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耶伦今天的讲话全文如下：

首先我想谈谈我们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基础工作。

去年四月，我概况地阐述了本届政府的美中经济关系方针。拜登总统和我对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优先事项包括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国家安全，推进健康的经济关系，为美国工人和企业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在双方能够也必须合作的领域中与中国合作。

不可否认，与去年同一时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更加稳固。这并非必然，而是拜登总统指示我及其内阁加强对中国的外交努力、为两国关系奠定基础的直接结果。过去一年里，我曾三次与我的中国同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先生举行面对面会谈，其中一次就在我的家乡旧金山湾区。我们建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EFWG），就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质性对话。这些都是在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去年 11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举行的坦诚和建设性会晤的基础上进行的。

通过这些交流，我和我的团队得以促进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优先事项，同时加深了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了解。我们主张采取具体步骤，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公平对待。我们直接表达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与此同时，两国澄清了潜在的误解，以防止因此导致意外的对立升级。我们还在利益一致的问题上重启了合作。去年 11 月，我和副总理一起迈出了重要一步，确认了双方所同意的关键领域，包括致力于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为两国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这一进展非常重要。鉴于我们两国的经济规模，美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它对美国工人和企业至关重要。反过来，美国人民也期望他们的领导人能够开展艰难的经济外交工作。这不是那种总能成为头条新闻的外交，而是一种不畏杂音、坚持不懈的外交，推动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拜登总统和我都致力于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

中国之行取得的关键进展，过去一周，我有机会在与美国人息息相关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四天来，我在广州和北京与包括李总理、何副总理、潘省长和蓝财长在内的中国经济领导层进行了富有成效、直接和广泛的会谈。此外，我还会见了中央政府以外的人士，包括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的人员、中国学者和学生、以及负责实际和具体经济政策的地方政府领导人。

让我概括一下我们本周取得重大进展的三个领域。

关于国内和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交流，首先，何副总理和我同意就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展开深入交流。这是我为维护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并更好地了解中国某些宏观经济政策所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来解释一下。

在本周的会谈中，我再次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我们两国经济已深度融合，全面切割将对双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即使在采取措施使我们的供应链多样化的同时，我们仍然寻求与中国维持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中国是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市场，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激发美国产业更大的活力和创新。在我与美国企业代表在广州的交谈中，他们也强调了健康的经济关系所带来的巨大惠益。

与此同时，我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以下担忧：中国经济的某些特点对美国和全球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越来越严重。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即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而这些问题又因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而加剧；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巨大风险。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一直过剩，但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曾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储蓄。现在，我们看到企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政策所重点支持的若干 “新 “产业的投资正在增加，其中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等产业。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太大了，以至于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吸收这一巨大产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全球价格。当全球市场充斥着被被人为压价的中国产品时，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生存能力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十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大规模支持导致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产品充斥全球市场，摧毁了世界各地和美国的相关产业。我已经明确表示，拜登总统和我不会再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知道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对这些问题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的关切不会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得到解决。但我们在此行中宣布的交流沟通计划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专门的架构，以详尽和有针对性的方式提出我们对中国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的担忧，以及其他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周，我与中国副总理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在此基础上，我们打算在会谈中强调中国改变政策的必要性。这是我们维护美国产业并防止我们过去看到的重大经济混乱再度发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坚信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些失衡问题不仅对美国和世界有利，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强调，我们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对中国的情绪或希望与中国脱钩。相反，这是出于防止全球经济失调并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的愿望。

反洗钱合作。其次，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正在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共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在美国国内，拜登总统和我已采取重大措施，防止非法分子利用美国金融系统，并在他们这样做时追究其责任。但美国无法单独完成这项工作。包括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内的海外金融监管制度的薄弱环节也为犯罪组织、人口贩子、毒品贩子、诈骗分子和其他恶意行为者提供了融资渠道。这些人会危害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安全。从现在起，此次访问期间建立的美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合作与交流（Joint Treasury- PBO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n Anti-Money Laundering）联合工作组将使我们两国能够共享最佳实践和信息，以堵塞各自金融系统中的漏洞。我已要求我的团队尽快开始这些会谈，并期待报告我们的进展情况。

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是美国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工作组（U.S.-PRC Counternarcotics Working Group）框架下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交换与芬太尼和其他非法合成麻醉品贩运相关的洗钱信息，有助于我们切断非法麻醉品及其原料（前体化学品）和设备的流动。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是美国大大小小的社区面临的危机，每天导致150多名美国人死亡。美国财政部致力于利用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应对这一威胁。

与中国的金融技术交流和更广泛合作。第三，我们宣布将继续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开展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正如军方领导人在危机发生时需要热线电话一样，美国和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能够沟通，以防止金融压力演变成危机，给我们的公民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影响。过去几个月，我们与中国举行了几次演习，包括在两国任何一家大型银行倒闭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我很高兴我们即将就金融部门的运营韧性和保险部门面临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影响进行交流。

这些是我们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的讨论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国家的金融问题可能迅速影响到我们。我很高兴我们与中国也进行同样的讨论。

这一技术交流是建立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包括我们为缓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所做的努力。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在赞比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具体债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我已尽我所能并将继续竭尽全力，进一步推进缓解其他尚未解决的债务问题。我还对我们在围绕可持续融资的对话中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并致力于推进我们与中国的气候合作。

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除了这些具体步骤之外，我还与中国官员就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我分享了我的判断，即美国经济仍然强劲，拜登总统历史性的经济议程正在推动我们当前的经济韧性和长期增长。我们还讨论了全球复苏前景面临的风险。我得以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其当前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以及他们已经采取和正在考虑采取的措施。这些交流有助于为我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

我们还就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对话。拜登总统和我决心竭尽全力阻止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及其对乌克兰战争提供支持的物资流动。我们继续关注包括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公司在俄罗斯军事采购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强调，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任何公司不得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否则它们将面临重大后果。我还强调，任何为向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输送军事或军民两用产品的重大交易提供便利的银行都将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

我们还就在国家安全领域使用经济手段交换了信息。展望未来，我认为双方必须继续讨论如何定义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鉴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美国需要不断评估其国家安全措施，但我们承诺 “不会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已经私下和公开地详细阐明了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所遵循的原则和程序。我们的行动是通过透明的规章制度和充足的意见征询期来实施的。我们希望并将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安全行动方面保持透明度，并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与经济问题之间的界限。这将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业务的企业的信心，并且符合中国的利益。

何副总理和我承诺就这些问题保持密切联系。下周，美国还将接待参加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第四次会议的中国同行，届时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

最后我要说，外交工作并非易事。但在伍德赛德峰会以来的几个月里，当然也包括我去年夏天访问北京以来，我们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来稳定美中双边关系。此次访问期间，我们得以在此基础上就对美国人至关重要的具体问题向前推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分歧。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关系如何持续下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但当我们继续前进时，我们必须记住，美中关系的轨迹并非预先注定。它取决于我们两国各自做出的选择。我知道，美国人民期待我们对中国采取清醒的做法：既要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充满信心，又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还要找到前进的道路，使两国都能生活在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中。总统和我坚定地致力于继续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