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联邦治安法官齐亚·法鲁基（Zia Faruqui）今天驳回了一项刑事控告。该控告指控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高级反间谍官员尼基·弗洛里斯（Nikki Floris）或布拉德利·贝纳维德斯（Bradley Benavides)，他们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其在该局针对前总统拜登儿子亨特（Hunter Biden）的调查中所扮演的角色撒了谎。该法官指出，这起充满政治色彩的案件缺乏证据，且其提起的时间点似乎与美国中期选举有关。
法鲁基法官在口头裁决中称，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此案“草率”，并表示完全没有“合理根据”来认定弗洛里斯或贝纳维德斯曾犯下罪行。
法鲁基称：“既无动机，也无直接证据，我手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站不住脚。完全是无稽之谈。此案中发生的一切令我深感不安，这整件事除了被形容为‘武器化’（即利用司法程序作为政治工具），别无他词可言。”
依据美国法律，该案控告尽管已被驳回，但美国司法部仍可就法鲁基的裁决向首席法官提出上诉，或寻求通过大陪审团进行起诉。
弗洛里斯曾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外勤办公室的一名高级情报分析主管，而贝纳维德斯则曾担任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的副助理局长。该裁决宣布后，这两人如释重负地在法庭外拥抱在一起。
多名前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到场声援他们，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前代理局长布莱恩·德里斯科尔（Brian Driscoll）和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外勤办公室前负责人史蒂夫·詹森（Steve Jensen）。
弗洛里斯的律师之一玛格丽特·多诺万（Margaret Donovan）在法院外声明称：“这起案件根本就不该被提起。这份指控极其草率，简直是胡乱拼凑、毫无根据，充斥着关于亨特的阴谋论幻想。但在法庭上，事实依然至关重要。”
检察官通过一份“刑事控告书”（criminal complaint）对这2人提起指控。这类控告书通常仅用于那些构成紧迫公共安全威胁或国家安全威胁的重罪案件；在一般情况下，检察官在正式提起指控前，会先取得大陪审团的起诉书。
10月27日，即法庭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深夜，检察官提交了一份既无签名也未经宣誓的“补充控告书”，试图增加“妨碍国会”的新指控。负责此案的法鲁基法官指出，这种做法既不恰当，也前所未闻。
法鲁基将这份“补充控告书”从案卷中剔除，理由是它未经适当的司法审查。不过，他允许针对最初控告书的听证会继续进行。随后的证据审理过程十分漫长，历时3天的证词听取，最终促成了今天不同寻常的裁决。
在这3天里，负责协助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布莱恩·威特（Bryan Witt）向法庭坦言，该案的处理方式与他职业生涯中经手的任何其他案件都截然不同。
他作证称，此案是在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的要求下启动的。当时，特朗普总统在7月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指责情报官员进行掩盖，以隐瞒中国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干预，并下令美国司法部展开起诉。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包括该局副局长在内的高级官员，甚至帕特尔本人，都曾过问调查进展。
威特也承认，他担心此事会被视为带有政治色彩；他在联邦调查局堪萨斯城外勤办公室的同事们也对此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是一场“政治迫害”。
法鲁基法官本人曾是一名联邦检察官，他甚至当场朗读了《司法部手册》中的相关规定，该手册明确指出，检察官不应采取旨在影响选举结果的公开调查或起诉行动。
法鲁基称：“为什么非要在2026年10月提出指控呢？”，并指出当时并不存在诉讼时效即将到期的问题。
“除了中期选举，日程表上根本没有其他重大事件”。他补充道，自己拒绝自欺欺人，假装这一时间节点没有问题。我绝不会让自己变得如此麻木迟钝、丧失判断力。”
针对弗洛里斯和贝纳维德斯的指控，其核心在于他们曾于2023年7月和9月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的证词。
具体而言，这些指控涉及联邦调查局“外国影响力特别工作组”（FITF）开展的一项代号为“圆河”（Round River）的反情报行动。据检察官称，该行动旨在收集“关于亨特等人的负面线人报告，并将这些报告标记为俄罗斯散布的虚假信息”。
根据起诉书，弗洛里斯在2019年中期至2022年中期期间担任的副助理局长，而贝纳维德斯则在2019年中期至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外国影响力特别工作组”的部门主管。
在任职期间，弗洛里斯和贝纳维德斯曾于2020年8月向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进行过“防御性简报”；大约3年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因此传唤了这2人前去作证。
在当时针对此案为期3天的听证会上，证据力度不足以及调查不够充分等问题浮出水面。在涉及虚假陈述的案件中，若要证明存在“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检方必须证实：被告确实作出了虚假陈述，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的，同时这些陈述还具有“实质性”（materiality）。
法鲁基今天逐一审视了构成该罪行的3个要素，并认定控方未能达到其中任何一项门槛要求。法鲁基将控方的指控内容与以往已认定构成虚假陈述罪的案例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列举了针对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以及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幕僚长刘易斯·“斯库特”·利比（Lewis “Scooter” Libby）的案件作为参考。
法鲁基称：“在我看来，这项仓促进行的调查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急于提起指控，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威特在作证过程中承认，由共和党掌控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曾拒绝让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那些在弗洛里斯和贝纳维德斯作证时在场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而这一询问环节对于确立本案中的“实质性”至关重要。
威特最终获准交谈的唯一对象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阵营的总法律顾问史蒂夫·卡斯特（Steve Castor）；卡斯特承认，他并未亲眼见证贝纳维德斯的证词，也未审阅过相关的证词记录。至于该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一方，威特并未与其中任何人进行过沟通。
职业检察官们后来意识到了这一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失误，并试图在案件正式提起指控前提出这一问题。
威特在联查向辩方律师披露的一段录音对话中，可以听到由政治任命、担任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Jeanine Pirro）特别顾问的官员卡尔顿·戴维斯（Carlton Davis）承认了该失误。
据法鲁基转述，戴维斯当时说道：“我这边正因为一件事被骂得狗血淋头。我意识到，这确实是我们搞砸了。”
法鲁基还指出，最初的指控文件与他后来予以驳回的修订版指控文件之间存在多处错误；甚至维特本人在作证时也出现了陈述失实的情况。法鲁基特别说明，这些失实陈述并不构成犯罪，因为他认为维特并非有意撒谎。
法鲁基还公开质疑，为何政府在提起指控前，未能对案件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即严谨的审查与验证）；他还将那场为期3天天的听证会比作是对起诉书的审查过程。
法鲁基称，本应在美国司法部内部私下解决的问题和错误，最终却“在法庭上公开，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法鲁基声称，该案这简直成了“反面宣传材料”，会让人望而却步，不敢加入联邦调查局。同时，这还会产生“寒蝉效应”，削弱美国国会获取证词的能力。他还声称，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人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自证其罪，而像弗洛里斯和贝纳维德斯那样自愿出面作证的人，恐怕也会因此却步。
法鲁基还预言，此案会损害公众对司法部的信任。他还表示，不仅为被告感到难过，也为那些被迫卷入此案的职业检察官和探员们感到遗憾。
法鲁基在裁决时称：“本案予以驳回，很抱歉让你们经历了这一切。”